作为富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名城，北京不仅是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中医学术传承的至高殿堂。清末的北京，既是全国中医药事业的缩影，又是中西医学交流激荡、竞争图存的关键城市。郑福兰堂于道光初年（1875年）设立北京分店，在动荡之中力图拓展与传承。

岭南中医北上开店，设立京城分店

中医药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医药馆则是中医药文化最直观、最生动的载体，例如从清朝传承至今的同仁堂、庆仁堂、永安堂、郑福兰堂，都曾是清代备受推崇的京城药铺，其中同仁堂更是宫廷御药供应商。历经康熙、雍正两代皇帝的中医制度改革，北京一时成为医疗制度与医馆普及最为发达的城市。

郑福兰堂创立于道光初年（1821年），彼时中医教育普及与医疗制度逐渐完善，是各大药行竞相发展的中医繁荣时代。作为岭南中医文化的代表之一，郑福兰堂在广州总店成立54年后，决心向北发展，在北京组建郑福兰堂分店，地址就选在杨梅竹斜街。郑福兰堂最初将此选为分店店址，主要是因其毗邻河道，有利于岭南运送而来的成药入店，同在巷中的中医馆还有明万历年间创建的的济安堂，因擅长熬制狗皮膏药名富京城。

杨梅竹斜街位于北京前门南侧，这条街巷东起煤市街，西至琉璃厂东口，明代这条街因其走向得名“斜街”，乾隆年间的《阅微草堂笔记》最早将其称为“杨梅竹斜街”。这里也曾是一条文化书香之街，街里曾遍会馆、名人居所、票号等，梁诗正、鲁迅、沈从文等名人在此云集，许多建筑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在此设店的郑福兰堂决心将岭南制药名号打响，让家乡精湛的成药技艺留存于京城，因此在制药方面丝毫不敢懈怠。药店既经营汤剂饮片，又经营丸散膏丹，主要药材统一在岭南采办，同时也售卖来自全国各地的特味药材，如东北的老山参、河南的金银花、蒙古的黄芪等地道药材皆有销售。大部分成药都由门店熬制作坊精心熬制，炮制遵守古法，该炒的必炒，该蒸的必蒸，该炙的必炙，绝对不偷工。因恪守岭南制药品质，所制膏药配方独特、选料上乘，郑福兰堂因此享誉京城。建国后，郑福兰堂分号积极参与北京中医药行业公私合营，更名为公私合营北京福兰堂制药社。

乱世之中，济世救民

北京的中医竞争环境十分激烈，隐在街巷中的郑福兰堂靠百姓口口相传名声渐响，作为岭南中医在北京的代表，郑福兰堂也吸收了一些北京特有的中医特色。彼时的中医因受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儒家理论影响，医馆之间十分看重中医的实践功能，在养生之上更重疗效，各种临床著作、方剂书籍记载的方剂数量和种类也都明显增多，郑福兰堂1891年出版的广东总号出版的《郑福兰堂丸药全集》就是整理各地病情案例为依据，经过千百次实践研究而集成的成熟医典。

直至清朝末年，西方医学大举进入中国的时期，也是中国自身文化顽强抗争最强烈的时期，中医传承受到威胁，郑福兰堂在此时已成为遍及全国的医馆，也是乱世之中也是百姓得以倚靠的场所，彼时的郑福兰堂负责人郑葆舟授意全国门店救助百姓、广施善举，并资助育婴堂及粥厂等救民之所，与国家共渡难关。

民国初年，与国家一起挺过危难期的郑福兰堂已在广州、北京、杭州、苏州等地设有分号，据当时的郑福兰堂负责人所记：“主人近则于江浙之苏州杭州，远则于山东之济南、河南之开封，北则于北平天津汉口等处，次第筹设支号，所以广推销，便客帮之采办也。”郑福兰堂已经成为遍布全国的大型连锁医馆。1931年，逢郑福兰堂百年之际，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国民政府副主席兼行政院长孙科的题字，以表对这家百年医馆的赞赏。

中医药学，这一承载着中华民智慧与健康养生理念的瑰宝，历经时代不断开拓创新和发展，已经成为根植于每个国人心中的文化自信。中医流传至今，不仅是因为其博大精深和诊疗价值，也是一代代中医人仁心仁术、济世救人的医德传承。